20.敦煌遗书《刘萨诃和尚因缘记》

《刘萨诃和尚因缘记》载于敦煌遗书P.3570、P.2680、P.3727 中，现藏法国巴黎。这几个写卷的抄写年代在五代，但其文本的创作时间大概在初唐。全文以朴实无华的语言简略地叙述了刘萨诃和尚的姓名籍贯及冥游地狱、游化南北、医治驴耳王、番禾现瑞像、西游五天竺、迁化酒泉、授记莫高窟等一生行谊。其文体性质，应是民间文人为讲唱而搜集整理素材所作的参考笔记或纲要底本。其材料来源，陈祚龙认为“它的‘蓝本’，谅必仍是释道宣的《续高僧传》”［14］。但尚丽新依《因缘记》的叙事顺序将故事分解为八个单元，一一解析之后认为，其材料大多源自民间传闻，其年代不一，有相当的时间跨度。［22］

上述河西地区有关刘萨诃的佛教历史文化遗迹，显然缺少了武威天梯山这一重要环节。但凉州瑞像既经“传令模写”，在河西走廊各地都留下了为数众多的遗迹，作为河西走廊重要的一处石窟群，且距离番禾圣容寺仅百公里之遥的天梯山，从情理上推测，就不可能没有凉州瑞像的雕造绘塑。而《法苑珠林》正有相关记载:“凉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三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23］之所以迄今还没有发现，一是天梯山石窟因1958年修建水库而进行了文物大搬迁，1993年后又将总计579 件文物运回武威，其中包括49 身塑像、100 多平方米的壁画及25 箱残片。经过反复搬运，“部分塑像和壁画已经变得面目全非”［24］。二是与此相联系，天梯山文物的整理研究不够充分，其中可能存在的凉州瑞像至今不为人所知。随着天梯山石窟的复原及其文物保护研究的深入，其原有的凉州瑞像定会重现天日。

这些创建或保存于河西走廊的与刘萨诃相关的寺院、佛塔、碑刻、造像、雕塑、壁画、刺绣、因缘记等刘萨诃佛教文化资源，数量众多，形态多样，内容丰富，地位特殊，其历史文化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广而言之，如陈祚龙所言，“很有助于我们考究中世中华哲学、文学、佛学、语言学、宗教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各种专门‘学术＇的演化!”［14］具体来说，又“为我们研究中西交通，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发展，特别是在河西走廊发展的历史，以及考见敦煌壁画的内容，研究我国东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稽胡)高僧刘萨诃和尚的行谊等等，都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5］。在今天更是我们从事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也是值得大力挖掘以促进区域旅游业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

三、河西刘萨诃历史文化资源的经营发展策略

如前所述，河西走廊众多有关刘萨诃的历史遗迹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资源，如何进行更为深入的整理研究，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以促进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有价值的课题。

1.编辑出版《刘萨诃研究学术文存》，全面汇集总结已往刘萨诃研究成果。分正编和附编，其中正编收录中外学者关于刘萨诃研究的学术论文50 余篇，图版10 余幅;附编收录河西地区刘萨诃文献资料3 篇。总计约40 万字。

2.由河西学院牵头，协同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甘肃省历史学会等科研院所学会及河西五市党委宣传部及政府文化局、旅游局、文物局举办“刘萨诃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以进一步挖掘河西刘萨诃佛教文化资源的内涵，为河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3.拍摄一部全面反映刘萨诃在河西弘法活动的专题片。

4.以刘萨诃生平经历为线索，创作一部小说，并改编拍摄电视连续剧。

5.在西峰寺遗址重建西峰寺(刘萨诃佛教文化博物馆)。聘请佛教寺院建筑专家，根据汉传佛教寺院规制，结合文献资料记载及民间口碑资料制订设计方案。要突出刘萨诃佛教文化特色。大雄宝殿主佛可塑成刘萨诃瑞像造型，中院(即大雄宝殿所在的院落)东、西配殿分别建成刘萨诃佛教艺术陈列馆及刘萨诃历史文献、研究论著、生平事迹陈列馆。复制《重修西峰宝刹碑》，立于山门外。

6.组织由专家学者和乡土作家、民间艺人共同参加的创作小组，采用河西宝卷的结构形式和语言风格，创作《刘萨诃宝卷》，由民间艺人在重建的西峰寺(刘萨诃佛教文化博物馆)定期举办宣卷活动，传播刘萨诃佛教文化，并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河西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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