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演角色时你得追着角色到处跑，就像有小孩之后，你得一直在后面追，为他打扫房间。我觉得一个角色是很难概括的，我们需要尽可能去把握更多的线索，但不能去打结。在表演之前，我不想去把所有的这些线索束缚起来，我希望把开放的状态交给临场、对手和潜意识。”凯特并没有什么特别坚持的表演理论，任何方法、任何表演技巧都只是帮她解决问题的工具。她既可以在《德国好人》里以20世纪40年代的方法表演出自己的角色，也可以在《我不在那儿》中以布莱希特式的间离风格反串鲍勃·迪伦。而这些成功表演的背后，离不开凯特做的大量表演功课。不像其他演员刻意回避自己对同行的学习和评价，凯特直白地告诉大众，她非常喜欢通过观看同行演出来为自己做功课。在为《德国好人》准备的时候，凯特观摩了英格丽·褒曼的几乎所有的电影作品，以此来一点点吸收渗透她的那种表演风格。“我反复观看《美人计》，此外还观看了葛丽泰·嘉宝、玛琳·黛德丽、赫蒂·拉玛尔，以及希尔德加德·科涅夫的表演。”

凯特的视觉想象力非常丰富，一个画面的意象就可以激发她许多看法。除了同行，几乎所有的外界环境都能成为凯特的学习对象，有时候灵感甚至可以出自与化妆师的谈话。“有时候你走在走廊里，偶然听到了摄影师说出的一句话，同他的交谈就变成对你的启示。你永远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演员们经常容易变得迷信。”

这种靠直觉和感受来发挥身体潜在意志的表演也让凯特非常崇拜德国舞蹈艺术家皮娜·鲍什。在皮娜舞蹈剧场的演出形式中，语言被拆解，最终被提炼为一个肢体动作的感觉。在舞蹈停止的瞬间，就是凯特认为的纯净的艺术形式的表现瞬间。

大魔王眼里的导演

凯特合作过的世界名导列表大概是世界上所有演员都艳羡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马丁·斯科塞斯、大卫·芬奇、伍迪·艾伦、雷德利·斯科特、彼得·杰克逊、韦斯·安德森、托德·海因斯和朗·霍华德……看起来身经百战的大魔王凯特·布兰切特，其实早年也会因为接到一个来自著名导演的电话而惴惴不安。导演和演员在拍摄过程中所建立的新关系被凯特看成是必须起反应的关系，“我觉得如果带着期待进入任何一种关系往往会走向失望，倘若他们的想法与你截然对立，通常就会激起真正有趣的反应。”

2004年，凯特在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飞行家》中扮演四夺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传奇女星凯瑟琳·赫本，并最终凭借这个角色获得第77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奖项。回溯到影片开拍前的选角阶段，凯特其实非常紧张。“和马丁·斯科塞斯通话时，我连膝盖都在出汗，挂了电话我都绝望了。我老公问导演说了什么，我哆哆嗦嗦地说斯科塞斯让我演凯瑟琳·赫本，我不得不答应，因为你不能对斯科塞斯说‘不’，但我想，这下可完了。对我而言，演凯瑟琳·赫本这样如此受人尊敬的人就是自杀。”

斯科塞斯是个非常注重细节的导演，当他了解到凯特对扮演凯瑟琳·赫本还有所顾虑时，他帮凯特分析：“因为你并不像赫本，所以你可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在后来的拍摄中，斯科塞斯就像一个交响乐队的指挥家，甚至能把细节抠到每一句台词的每一个音调。在凯特眼里，非常具体的针对性目标是斯科塞斯执导作品的重要特征，而凯特也能够在尊重和信任的前提下与斯科塞斯进行深入的合作。一个演员几乎没法完全客观判断自己在干什么，而执行和支配自己对导演的尊重，是凯特与斯科塞斯的相处方法。

然而这并不是说大魔王是一个完全听从导演吩咐的演员，即使在与斯科塞斯的合作中，她也需要有自己的主见，演员和导演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主属关系，合格的演员天生就感应出导演在创作时的磁场。凯特曾经以自己没有合作但非常尊敬的导演李安为例。“很多人一直都在说李安导演是个温和安静的人，演员基本上很难从他那里得到什么直接的口头指示。我的意思是，这里其实是一个形式转换的问题。当你看李安导演的作品时，那些电影本质上都是很精到讲究的。如果一个导演知道他在做什么，作为演员你可以很明确地辨识出来。”

2008年之后把更多精力放在戏剧舞台的凯特因为伍迪·艾伦的《蓝色茉莉》而再次出现在大银幕上，并因此还获得了2014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殊荣。和伍迪·艾伦合作，凯特同样拥有一套自己的方式。“你永远也不会真正了解伍迪·艾伦，他不是那种可以让人敲门进入的人。”而在最近的好莱坞“Me Too”事件中，凯特也成了和伍迪·艾伦合作过的女演员中少有的没有一边倒反对伍迪·艾伦的一个，凯特表示：“我相信司法系统，如果他们需要重新审理这件事，完全可以走司法程序，我绝对支持。社交媒体可以提升事件的关注度，但它并不是法官和陪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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