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又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从书法史的角度看，宋代是一个“去弊尚新”的时代，它历史性地完成了书法审美理想的嬗变与书法艺术主体精神的回归。所谓“嬗变”，是指它将汉、唐时期那种强调文饰、极力推崇法度，过分形式化、程式化且明显带有人工刻意雕琢意味的书法价值取向及时转向了对“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清新之美的审美追求；所谓“回归”，是指它将附着于书法之上的社会功用目的极大地予以剔除，使书法尽可能地减少外在社会功能的束缚和缠绕，反向诉诸于书法主体的内在精神世界，呈现出一种由强调社会关照到重视个体灵魂的自我关照的转向。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唐代将汉代那种雄强、整饬、具有正大气象又带有文饰意味的书法特征推向了极致；而宋代则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晋代“尚自然”、重主体精神发挥的书法审美理念，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回归，只是此“回归”，不是要恢复到晋代时期的书法状态，而是在回归与继承中进一步发展与超越。无论是“嬗变”还是“回归”，在这一系列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最有力最核心的推动者就是苏轼。

在书法中，有一重要的审美范畴，即“自然”。苏轼不仅是“自然”观的提倡者，更是践行者。世人皆知苏轼“尚意”，“意”其实就是人在自然状态下所流露出来的“真我”心性，作用于书法上就是一种不加任何刻意人工成分的书法风格。那么与“自然”相对或是相反，诸如人工刻意雕琢、文饰、过度程式化、过分法度化等等，这些依附于外物而非传达创作主体真性情的书法价值取向，我们都可以统一归到“经营”的范畴。在中国古代艺术文献中，关于“经营”的概念，早就有之，南齐谢赫所著《古画品录》中的序言有云：“一气韵生动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1]很显然，在此画论中，“经营”的涵义指的就是安排、布置。在书法领域，虽然“经营”的概念并没有像中国画中的“经营”的概念那样被人专门地提出和论述过，但其在内在涵义上具有同一性，指的就是对书法外在形式加入更多的带有功利目的的人工刻意的雕琢与加工。如果将“自然”之于书法与“经营”之于书法作个比较，则有两点不同：一是所服务的对象不同，“自然”面向的是“本我”，而“经营”则服务于“非我”；二是艺术价值取向不同，“自然”之于书法，往往呈现出一种尊重个体价值、强调自由、蔑视法则与雕琢的自然主义倾向，“经营”之于书法则呈现出一种注重外在形式、注重法则、强调文饰、美化现实的功利主义倾向。

无论是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看，还是从历代所呈现出来的书法总体风貌上看，汉、唐书法中都存在有较多的“经营”的成分，在书法形式上成雕琢堆砌之势。苏轼站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对书法的发展做出很重要的贡献，成功地用自己的书学理念消解掉了汉、唐书法中遗留下来的“经营”意识，并隔代继承和发展了晋代的书法审美理想，从而为书法的发展和艺术审美追求开辟了新的途径。

一、汉、唐书法中“经营”意识的存在表征及内在思想根源

在书法史中，汉代无疑是一个重要时代。汉隶成熟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具有了十分明显的、优美的、作为“主笔”的长横。[2]也可以说隶书这一书体走向成熟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带有波磔的长横发展、完善、走向成熟的过程。通过书法实践不难发现，这种既长且带有明显波磔的横，非但不符合字体演变中“求简、求速”的书写的要求，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书写的难度，使之趋于一种装饰的繁化，显然这种带有浓烈“蚕头雁尾”意味的横画并不是为了方便书写的目的而设置的，那到底是何目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即为了外在形式的美感而刻意为之。关于这一点刘熙载讲得明白：“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隶，皆是寖趋简捷，独隶之八分不然。”[3]刘熙载此言很清晰地指出成熟的隶书违背了字体在演进过程中求简、求速的发展规律。刘熙载还进一步指出：“萧子良谓‘王次仲饰隶为八分’，‘饰’字有整饬衿严之意。”[4]我们知道，成熟的隶书亦称之为八分，在此语中萧子良所说的“饰之八分”中的这个“饰”指的就应该是对隶书中的长横所做的“文饰”，即增加长度，“文”之以波磔，使其形成一种蚕头雁尾之状；另外刘熙载此语中言道的“饬”，就有“整饬、整齐”之意。侯学书先生对刘熙载此论中出现的“饰”与“饬”有一精辟的论说：“‘饰’是美化，‘饬’是规范化。”[5]不管是“饰”还是“饬”，很明显都带有刻意“经营”的意味。另外，汉碑中那种规整严正的章法布局也充分体现了书法中的“经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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