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中，儒家是讲究“文饰”美的，表现出一种对人为“经营”下的文饰美的肯定，在儒家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汉唐，书法中的“文饰”也被发挥发展到了极点。而苏轼所标举的明显带有道家“朴素”主义色彩的“简淡”审美风尚的大旗，正是对人为“经营”下的雕琢装饰给予的强烈批判与消解。书法是表现艺术而非再现艺术，这就决定了书法不能像绘画一样再现场景，给人以心灵上的启示与冲击，书法更多的是承载创作主体的真性情，并将其糅入书法中，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加入太多文饰，书法就成为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将无法承载人的真性情，从而导致书法走向“异化”，最终书法则会沦为一种工艺，再进之，则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持“简淡”审美观的苏轼，正是使得书法从“异化”的道路上回归艺术轨道的重要推动者。

三、苏轼对晋代书法的推崇及对“尚韵”精神的继承与深化

晋是道家“玄学”大张的时代，是儒家“礼教”崩坏，强调“越名教任自然”的时代，一个道德标准解放的时代。这个时代，彻底割断了儒家那种对于人的种种伦理道德上的绑架，否定了儒家那种对于外在品行和节操的追求以及功利观，进而转为执着于人的内在精神的释放，张扬人的格调，尊重人的气质，突出人的才情，欣赏人的风韵。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具有强大表现性的书法，在其表现形式上也被去弊澄明了，更是将儒家伦理道德对于书法的规矩与绑架予以解构消解，开始追求书法对于人的心性精神的寄托，不强调装饰，反对一切有害于书法适性遣怀的功利化的经营雕琢。对于这个时代的艺术，宗白华先生将其比喻为“初发芙蓉”，认为这种“初发芙蓉”的自然美比之于汉代那种“错彩镂金”的装饰美是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并指出了王羲之的字没有了汉隶那种整饬性，也没有了那种装饰味，而真正成为了一种“自然”且“可爱”的美了。[38]晋人“尚韵”的书风，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出来的。“韵”其本质就是自然之韵，一种不追文饰雕琢的“初发芙蓉”的纯净之美。世人将王羲之推为“书圣”，当然这是对其书法技艺之高超的肯定，更是对这一时期书法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然清新美以及这一时期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自由和遗世高蹈的人文情怀的无比向往。所以苏东坡在题跋中言道：“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39]“萧散简远”正是道家所推崇的那种自然之美，这种美妙之境，并不仅仅是由形而下的笔画所能达到的，这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精神上高度自由的道家文士在书法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美。

苏轼在书论中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这种晋代书风的推崇。其在《跋秦少游书》中言道：“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40]“东晋风味”指的就是东晋时期书法的审美趣味，用此语来评价秦观的“近日草书”，不仅是对秦观的肯定，更表达出了对晋代书法风尚的向往与崇拜。此外，苏轼在赞美张旭真书《郎官石柱记》时，也言道：“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41]在苏轼的书法思想中，晋代书法是至高的，就连张旭、怀素这样的书法大家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而其至高性正是由“萧散简远”、不尚雕琢文饰的书法风格所决定的，他在《题王逸少帖》中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点：“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锺，妄自粉饰欺盲聋……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42]张旭、怀素书法虽好，而失之雕琢、造作，终不能与晋代书法相论。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更是表达了对晋人书法的敬仰之情：“予尝论书，以谓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43]在《题山公〈启事帖〉》中对阮咸未做到“清正寡欲”提出了批评，指出：“意以谓心迹不相关，此最晋人之病也。”[44]这从反面可以看出，苏轼推崇晋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心意相合”，这正与他所倡导的“尚意”的书法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

艺术随时代，一代有一代之艺术。在宋代，晋书的时代背景早已不存在了，苏轼怀着一种对于魏晋书法中所体现出的那种自然、萧散简远的意蕴的向往和无比敬仰之情，在其所处的时代，将对晋代书法中那种独特的“韵”美的追求，转向对更加强调内在主体精神的“无法”亦“无意”“适意不异逍遥游”[45]的心灵意境的追求。

注释：

[1]谢赫.古画品录[G]//佩文斋书画谱.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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