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于人情消费盛行的当代，谈及“红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红包的作用可大可小，或可成为某些人撬动事业发展的杠杆，或可成为多数人情感往来的媒介，当然也可成为商人便利生意经营的工具。因此，多数情况下，红包都是取悦于人，方便于己的。然而，我经历中的一个红包，却是极为非同寻常的。

那是母亲过世后的第二天，我来到母亲生前和继父生活的出租房，整理她的遗物。她生前的寝室，很简单，一张普通油漆木床沿东西方向静静地躺着，床的左上角斜放着叠得很整齐的棉被，被面有些褪色，却很整洁，棉被上面压着一方已经很少见了的糠米枕头，床头的右侧摆放着一个圆形玻璃茶几，这是房东提供的为数不多的几件生活设施之一。茶几上依然放着一小瓶她从来都没有服用过的“速效救心丸”，即使在她临终前突发心肌梗塞最需要的时候。屋内的陈设不过如此，除了简单可数的几个物件，就剩下沉寂的空气和沉重的回忆。

我蹲下身，缓慢地拉开木床下方的抽屉，里面叠放着她生前穿过的衣物。其中的几件，我很熟悉，有外婆过世后遗留下来的羊毛衫，也有大姨穿旧了的纱裙，还有小姨不忍弃之的不入时的女式牛仔上衣，我按照原先叠放的样子一一把衣物从里面取出来，码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白色包裹布上，待最后一件衣服取出后，我和站在身后的继父同时看到，在抽屉的最里端横放着一个被这些衣物紧紧压着的红包，很刺眼。我的心先是一紧，接着是惊讶。

“这就是你妈过六十六的时候，你给她的祝寿红包。”继父先开了口，打破了屋子里原有的沉寂。他在提示我，大概是以为我忘记了红包的来由。这个印着大大的烫金的“寿”字和寓意吉祥安康图饰的红包，我怎会忘记。

就在去年仲夏，时逢母亲的第六十六个生日，不曾想，这也是她平生最后一个生日，我和妻子早些时候就为她精心策划了一个隆重的庆生宴会，但当我饶有兴致地向她讲述前后安排的整个过程的时候，被她急着打断了，“过个生日，不用这么麻烦，你们有这份心意，就行了”。我刚张口想再坚持，她又连忙接着说：“在家过挺好，我想在家过。”见她心意已定，我只能扫兴做罢。

在她生日的前一天，我来到市内一家较大的日杂商场，为她精心选一个有寓意的祝寿红包纸袋，一连走走看看几个档口，都不很称心，最后在一家专卖喜庆用品的摊位前，我停住了匆匆的脚步，被一个红绒绒的印着手持仙桃的长须寿星图案和烫金“寿”字的纸袋定住了脚步，因为很中意就直接付款买了下来。接着，就把妻子连日来到各家银行事先换取和凑齐的崭新的“陆佰陆拾陆元”钱币小心翼翼地放入纸袋里。其中，面值为一元的钱币，是当年发行的硬币，用妻子的话说，“祝愿咱妈的身体自此以后硬硬朗朗，再不用吃那么多不想吃的药”，其余的各种面值的纸币也有说法，每一张纸币的发行号码的末位数都是阿拉伯数字“6”，寓意母亲晚年六六大顺。当然，现在想来，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在母亲的庆生家宴上，妻子挺着肚子，吃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母亲身边，郑重其事地把这个满载着我们殷殷祝福的祝寿红包双手递到她的手里，妻子煽情地说：“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给您的庆生礼，也有您即将降生的孙子的一份祝福。”母亲接过红包，放在掌心，双手合十，欣然说了声“谢谢”，接着又说：“红包里的钱不能花，得留着。”我急忙接过母亲的话，说：“妈，不要留着，给自己添置几件衣服吧，别总穿人家穿剩的，我们看着心里不好受。”母亲不以为然，“衣服都是穿给别人看的，自己穿着舒服就行，这红包不一样，是你们的心意，得留着，是个念想。”这温馨的一幕，一直珍藏在自己记忆的最深处。我怎会忘记。

我手握着红包，抬头对继父说：“这个，我留着吧，作个念想。”听罢，他先是一怔，又停顿片刻，唇齿间挤出几个字：“那好吧，就这样。”我读懂了他的表情，但是此刻，我的情绪很复杂，心里很乱，也不想再多说什么。从出租房里出来，在回家的路上，我手里一直握着这个红包，感觉身子很重，有些发软，仿佛有重物压着。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母亲下葬的日子，我们和亲属把她安葬在一个叫“佛爷岭”的公墓园区里。事后，工作人员把一个记录着母亲生日和卒日的绿皮公墓安葬证书交给我，对我说：“人走了，也有户口，这个就是逝者的户口本，好好保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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